1970年3月，下放向陽湖作協5連僅半年的楊匡滿，莫名奇妙地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被隔離反省、審查交待、監督勞動、層層批斗等折磨了幾個月后，才宣布他屬于“受蒙蔽的”“一般成員”，回到“革命群眾”的隊伍中。

　　說起他的家庭出身問題，還有一段插曲。他父母都曾是教師，抗戰后母親失業，在老家種田帶孩子，所以土改時他母親定的成份是“小土地出租”，不久作為失業教師到上海工作。他們兄妹四人，在家庭出生一欄一直填的是教師或職員。1961年他在北大讀書，為表示對黨忠誠，他不假思索地把家庭出身由“職員”改成了“小土地出租”。

　　1971年夏天的一天，他突發奇思，想把家庭出身更正一下，于是給軍宣隊寫了一紙報告。大約過了兩周，“組織上”找他談話并宣布：經研究，你的家庭出身定為“反革命地主”。

　　聽到這個結果，他簡直如五雷轟頂，后悔莫及。他明白，這可是比“五一六”還要更厲害的一頂帽子！但他百思不解的是：哪里有“反革命地主”這個出身？“地富反壞右”，他一人竟占了兩個。過了幾天，他終于想到給父親學校的黨支部書記、曾當過他初中數學老師的蔡誠寫了一封信，同時也給父親寫了一封信，質問父親對他是否有所隱瞞。父親的回信十分無奈，僅寄來一份他個人的簡歷。蔡誠老師也很快來信，要求他向組織反映重新調查，并明確表示這樣定出身成分是不妥的。

　　當時嚴文井同志剛當連副指導員，安慰他說：出身不由選擇，道路自己走嘛！你還年輕，不會怎么影響你今后分配工作的。他半信半疑，只能將一腔郁悶憋在心里。

　　“九一三”事件之后，隨著干部政策的迅速落實，干校階級斗爭的氣氛趨于緩和。1971年初冬，干校恢復了黨的組織生活，軍宣隊相繼分批精簡和撤離。當他聽說作協5連新的黨支部宣布成立，心情十分激動，寫了首長達300行的朗誦詩《在新黨支部成立大會上的發言》，讀后令許多人熱淚盈眶。

　　他當時明白，自己已真正從政治上解放了，再也不會有人敢說他政治上如何如何了。就在會后幾天，新黨小組長、排長榮正一找他談話，很明確地對他說：把你的家庭出身定為“反革命地主”，那簡直是胡鬧！你就改過來吧。不過要是定成職員也不合適，跟你兄妹不一樣也不要緊。就這樣，纏在心頭幾個月的“反革命地主”的身份，煙消云散了，他終于從惡夢中走了出來……(吳裕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