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的動植物研究自古有之。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王應麟《詩草木鳥獸蟲魚廣疏》、毛晉《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廣要》等皆是其中翹楚。

人們之所以如此關注《詩經》名物，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詩經》以賦、比、興著名，離不開作為本喻的“鳥獸草木”。如果讀者弄不清楚“鳥獸草木”所指為何，那么恐怕也很難弄清所賦、所興的主旨和意蘊。其二，《詩經》誕生的時代太遙遠，彼時名物的稱謂往往會因時而變，這就給著者的考釋帶來了煩瑣和困難，后繼者便會據此再進行新的考訂和詮釋。

新世紀之后，人們致力于打破學科間隔，進行跨學科研究。高明乾《詩經植物釋詁》《詩經動物釋詁》等，即是帶有鮮明理科思維的人文著作。其以生物學視角研究中華典籍的方法，不僅拓展了《詩經》名物研究的邊界，而且開啟了研究范式的轉變。可喜的是，高明乾先生筆耕不輟，近日他與學生們聯合撰寫的新著《詩經動植物圖說》，由中華書局出版。

考訂名物 校釋前說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詩經》里的這一句，已成為千載吟詠愛情的經典。

除《周南·關雎》外，《召南·鵲巢》《衛風·氓》《小雅·曹風》《小雅·四牡》里都有關于“鳩”的詩句。譬如，“維鵲有巢，維鳩居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

然而，“鳩”究竟是何物?

歷代注家都說，《詩經》中的“鳩”并非專指一種鳥。但究竟指的是哪一種鳥，他們卻常常有不同的看法。《毛傳》云:“鳩，尸鳩、秸鞠也。”崔豹《古今注》云:“鴝鵒，一名尸鳩。”嚴粲《詩輯》云:“鴝鵒今之八哥。”焦循《毛詩補疏》則說:“因居鵲巢，知其為尸鳩，猶因食桑葚，知其為鶻鳩也。”

高明乾在尊重古代知識的基礎上指出:“現代動物學上所說的鳩是指鳩鴿科部分鳥類，如綠鳩、南鳩、鵑鳩和斑鳩等。它們能否侵占鵲巢值得進一步探討，因為它們不是那么強悍，沒有那么兇狠。隼科的燕隼、紅腳隼有此可能。”又據劉凌云、鄭光美《普通動物學》、楊安峰《脊椎動物學》，高明乾認為，以“紅腳隼”解釋《召南·鵲巢》中的“鳩”更為合適。

用現代動物學知識與文獻梳理結合的方法，考訂名物，簡明扼要，也令人信服。而“鳩”，僅為《詩經動植物圖說》辨析多種“鳥獸草木”的一例。

三位作者高明乾、王鳳產、毛雪飛均為生物學專業出身，卻又都熟讀中國傳統文化典籍，因此，能發現前人注疏中的錯誤之處，并給予改正。

如《秦風·終南》中的“渥丹”，前人很少將其當作植物看待，而是把它注釋為“潤澤”。鄭玄《毛詩正義》云:“渥，厚漬也。顏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后人采此意專指人光澤的容顏。至明代，凌濛初才糾正此看法，他在《言詩翼》中說:“‘渥丹’，名花，似鹿蔥而小，色甚紅，見《仙經》，又名華丹，見《抱樸子》。”所以，后種解釋一直沿用至今。作者們不僅從古典書籍中尋找文獻，采用現代植物學知識加以考證，而且參照陜北地區的植物山丹丹花卉的特征，最后認為詩中的“渥丹”應是一種花小、被片稍短的百合科植物。

但即使如此，仍有一些動、植物無法被考釋出恰當的名字，作者們于是便共存其說，以備他人進一步考釋。如《小雅·采薇》中的“魚”，陸機釋為魚獸。但還有另一種解釋，認為這里的“魚”指的是“鮫魚”，李時珍持此說云:“古曰鮫，今曰沙，是一類而有數種也，東南近海諸郡皆有之。”作者們采用后說，但也將前說附上。在沒有絕對把握的前提下，他們并不貿然否定前人之說。

以圖釋《詩》 訴說生靈

以圖釋《詩》，唐代之后就已出現。與前人一樣，三位作者清楚地知道，如果沒有“圖”來訴說《詩經》里的生靈，歷代詩人們就會失去感知對象。《圖說》沒有脫離這一傳統。作者們以強烈的讀者意識，為《詩經》里的114種動物和137種植物繪制了圖像，幫助現代人更加確切直觀地認知《詩經》名物。

《圖說》中的每一幅制圖，都可謂是栩栩如生。如《周南·漢廣》中的“蔞”、《召南·采蘩》中的“蘩”、《王風·采葛》中的“蕭”“艾”、《小雅·鹿鳴》中的“蒿”、《小雅·蓼莪》中的“蔚”，今天來看，皆是“蒿”的家族中的一員。而作者們的繪畫，又讓每種“蒿”的風格都與眾不同。

試想，如果弄不清楚每種植物的特征，讀者怎能體會詩句背后的深意?

再如《周南·汝墳》《豳風·九罭》《陳風·衡門》《齊風·敝笱》《小雅·南有嘉魚》《周頌·潛》，皆以魚起興，但詩句中所涉及的魚卻并非一種，它們分別是“魴”“鱒”“鯉”“鰥”“嘉”“鰷”。且不說讀者是否能正確讀出它們的名字，即使是讀出來了，卻不知它們之間的異同，有什么意義呢?

為此，高明乾依據實物，不僅將它們逐一區分開來，而且一筆一畫之間不敢有絲毫懈怠。他筆下的魴魚，呈扁狀，頭小眼大，鱗片邊緣密集的小黑點匯成了網眼狀的黑圈;鱒魚前圓后扁，頭小眼大口裂寬，通體布滿較大的圓形鱗片;至于鯉魚，口角有兩對胡須;鰥魚鱗片較小;嘉魚上唇完全消失;鰷魚背部幾乎成一條直線……如此清晰又準確的精心之作，怎能不給人一種撲面而來的直觀感受?

這樣一來，當作者們嘗試在草木生靈與詩歌意境之間做出關聯性的解釋時，便顯得信心十足。

如前文所提到的“渥丹”，高明乾注釋其“紅潤可人，正如丹砂”。終南山就在陜西境內，渥丹則是這里最耀眼的花卉之一。可以想象，這里的終南山并非普通山脈，所以才會“君子至止”。作為終南山最具象征的植物，山楸和楠木也與秦王的錦衣狐裘相配，由此，“條”“梅”和“渥丹”這樣一組植物便與“君子”組成一幅比興符號，與秦王的德性關聯起來，令古代詩人發出“其君也哉”的贊嘆。

融匯新知 以啟后人

文獻考釋，并非《圖說》的最終目的。跳出考釋拘泥，融入更多古今知識，啟迪后人，才是作者繪著圖譜的原因。

如《豳風·七月》，有“七月亨葵及菽”的詩句。作者在說明“菽即大豆”之后，便展開了關于大豆的歷史敘述，“在我國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過大豆的殘留印痕。北京自然博物館展出過山西侯馬出土的2300多年前的10粒古代大豆。1953年在洛陽燒溝漢墓中，發掘出距今2000年的陶倉上用朱砂寫的‘大豆萬石’，同時出土的陶壺上有‘國豆一鐘’四字”。這段文字與其說是在圖說植物，不如說是對我國古代農業文明的說明。

再如《小雅·角弓》，有“毋教猱升木”的詩句。作者指出猱就是金絲猴，同時補充了金絲猴命名的來歷:“1870年，法國科學家米勒·愛德華茲首次對四川寶興的金絲猴進行了描述定名”，“川金絲猴的種名取自舊時十字軍總司令蘇雷曼夫人的名字Roxellana”。這似乎也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圖說模式。

這些“溝通古今，融匯中外”的注解，為拓展讀者的視野起到了作用。

總的來說，《詩經動植物圖說》是一本兼有學術性與通俗性的讀物。無論是考釋動植物名字，還是制作研究的目次框架，抑或繪制每一種動植物的圖像，皆以生物學的知識和方法為基礎;它又以準確、逼真的繪像，將讀者帶到了一個看圖識字的時代。

當然，《詩經動植物圖說》是否完美，仍有可言說的空間，如“麒麟”是否就是長頸鹿，“楊”是否就是紅皮柳等。但是，它卻有辦法帶領讀者繞過佶屈聱牙的名字，以簡潔的圖像，引起古人與我們之間的知識共振和心靈共鳴。

(咸寧日報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