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典林(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副教授) ? ?

近幾年，知識性內容正在成為各類新媒體平臺上被熱捧的“新元素”。從講授盛唐詩歌而爆紅網絡的文學教授戴建業到最火法學老師羅翔，再到與高校等教育機構合作推出的各類知識普及性內容生產計劃，各大視聽新媒體平臺開始選擇將知識傳播作為自己的主打內容之一。比如，國內某短視頻平臺就聯合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傳媒大學等機構共同啟動“青椒計劃”，號召有能力的高校教師積極創作青少年教育類優質內容。

無疑，知識的社會傳播結構正在經歷一場革命性變化。相關研究報告顯示，目前各大平臺粉絲過萬的知識類創作者數量呈穩步增長趨勢，其視頻作品的傳播效力也遠遠高于平臺的整體平均水平。這表明，公眾對新媒體平臺知識性內容的需求正處于高速上升的態勢，相關內容的生產和傳播具有廣闊的市場前景。知識傳播的即時化、知識呈現的人格化、隱性知識的顯性化和復雜知識的通俗化成為短視頻平臺時代知識傳播的主要特征。

在新媒體領域，知識性內容的生產并不是一個新現象。作為傳統媒體“百家講壇”模式在網絡平臺的改造和升級，各平臺邀請藝術家或大學教授等知識分子合作自制的教育、文化類節目同樣取得了不錯的傳播效果和社會效應。而眼下的這波由短視頻平臺推動的知識性內容生產浪潮，其傳播的廣度和深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背后最關鍵的原因在于內容形態從長到短的技術性變化。無論是“網紅教授”還是以一般大學教師為主體的知識群體，其創作內容經過短視頻平臺的轉化，都以“短平快”的方式被打造為能被快速理解和消費的對象。而且不難發現，那些粉絲量大、傳播力強的知識性短視頻都具備一些共同特性:傳播主體大多具有較強的個人魅力或“網紅”氣質，主題能抓住公眾的盲點或痛點，篇幅簡短，剪輯經過精心設計，表達詼諧幽默，直截了當，通俗易懂。

知識分子走下大學講臺，通過新媒體平臺把自己的專業知識以零敲碎打的方式傳播給大眾，究竟是利還是弊?

支持者認為這種傳播形態推動了專業知識的大眾化傳播，提升了公眾的知識素養，激發了人們進一步探索的興趣，最終也拓展了專業知識傳播的廣度和社會價值。而批評者則認為，短視頻碎片化的知識傳播方式用廉價的知識快餐取代了專業知識的系統性和嚴肅性，助長了膚淺庸俗的學習氛圍，對公眾尤其是青少年的影響弊大于利。

對此，筆者認為理性的立場應當是，既承認短視頻平臺在知識大眾化傳播方面的優勢，也要充分認識到這種傳播方式的潛在負面影響，對技術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保持雙重警惕。

一方面，不能因為短視頻平臺傳播方式的碎片化就認為這種傳播形態必然與知識生產的專業化和嚴肅性為敵。專業知識生產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精英化小圈子的文化領域，而媒體的大眾化知識傳播所面對的是普通公眾，兩者的性質和功能自然不同，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但與此同時，兩者也不是絕緣的。大眾化知識傳播是以高質量的專業知識生產為基礎的，同時，一個以知識普及不斷提升公眾素養的社會，也更有利于專業知識的培育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知識分子群體進入短視頻傳播平臺不僅意味著知識傳播結構的重構，也是充分挖掘新媒體技術的知識供給潛能、豐富平臺內容的一個契機。

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因為短視頻的傳播優勢，就將其萬能化，或忽略這種傳播方式的潛在問題。比如，通俗化不等于庸俗化，不能誤導公眾把短平快的快餐式知識消費等同于系統的專業知識學習過程。某些內容生產者一味追求傳播效應，用夸大聳動的方式呈現知識，往往以偏概全，誤導公眾;更有甚者把“碎片化學習”鼓吹為一種知識成功學神話，助長了急功近利的社會心態。總之，短視頻平臺的知識傳播并不能取代系統的專業學習，它只能作為專業教育的一種大眾化延伸，在專業和非專業領域之間發揮知識轉化的連接功能。

在實踐層面，這意味著無論是短視頻平臺還是知識傳播者個體，都應當在追求傳播策略和傳播效果的同時，以專業知識的標準要求自己，注重內容品質的提升，嚴把質量關，確保在科學性和價值觀上不存在導向性錯誤。只要有高質量的內容為基礎，知識群體的參與和“碎片化”的傳播方式并不是問題，反而是激發公眾知識興趣、推動知識大眾化傳播變革的動力和優勢。

《光明日報》( 2020年11月10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