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

“畫難畫之景，以詩湊成；吟難吟之詩，以畫補足”，文學（語言）與繪畫（圖像）是中國傳統(tǒng)藝術(shù)精神的顯著體現(xiàn)，兩種不同的藝術(shù)門類超越藝術(shù)界限相融共通的歷程可謂悠遠綿長。在歷史的發(fā)展中，它們從相互獨立到相互借鑒、彼此融通，構(gòu)成了中國古代文藝史上的奇妙景觀。唐代張彥遠認為“書畫同體而未分”，提出了“書畫異名而同體”的觀點；蘇軾在《書摩詰藍田煙雨圖》中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由此可見，早在唐代，文學（語言）與繪畫（圖像）就已經(jīng)有了十分緊密的聯(lián)系。文字與圖像的相互融合使得審美的藝術(shù)時空得到了完美的呈現(xiàn)，文學和圖像的主題被不斷地演繹和再生，從而展現(xiàn)出“語—圖”間復雜的時空張力。

詞與畫，一個是語言藝術(shù)，一個是視覺藝術(shù)。詞以語言文字記述論說、表情達意，婉約與豪放兼具；畫用線條圖案模山范水、繪景狀物，含蓄與直觀并存。畫繪心意人情，既繪山川小景，又描人物花鳥，山間野趣的萬物勃發(fā)，長街鬧市的悲歡離合，以畫寫意，叩生命價值；詞亦抒發(fā)胸臆，既寫風花雪月，亦歌壯志豪情，血染山河的丹心報國，縱情山水的愜意人間，以詞抒情，感人生百態(tài)。論及詞與畫，斷不可忽視的是中國文藝發(fā)展史中的一個高峰時期——宋代。詞從地位不高、為人所鄙，到風雅異常、廣有受眾，其間經(jīng)歷了漫長的過程；畫的時代變遷、風格更易也不容忽視。

宋代的詞與畫皆異彩紛呈

在重文、科舉制度發(fā)展更為完善的時代背景下，眾文人的創(chuàng)作實踐大大推動了詞的發(fā)展，比如柳永，比如以蘇軾為主的文人集團。宋代理學的興起，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當時的士大夫思想，玄學之道的興起與佛學的流入，使儒學的地位傾斜，為其后的文學與藝術(shù)的發(fā)展夯實了文化基礎，士大夫精神的熔鑄，使得宋代的詞與畫擁有更深厚的文化底蘊。

詞中有婉約者、豪放者、花間者，一詞一句訴人情百貌；畫中有山水者、人物者、花鳥者，一筆一墨繪萬物自然。藝術(shù)家筆下的千里江山、小景山水、繁榮汴京、田園漁獵、道釋人物、貨郎嬰戲、歷史故事、文人仕女……這些形象千姿百態(tài)、形神皆備。詞與畫中描繪的主要題材如山水、人物以及花鳥，在這一時期都取得了長足發(fā)展。無論是綿延千里的江山風貌還是寸步可觀的山水小景，都散發(fā)著獨特的光芒；無論是細致入微的白描人物還是瀟灑恣意的潑墨減筆，都展現(xiàn)出彼時的人物風貌；無論是躍然成趣的蜂蝶鳥雀還是四季盎然的瓊枝萬蕊，皆透視了萬物的生命情調(diào)。

古人游山景之中、憩磚木之間，觀世人來去、賞春秋開落，心中興致，寄于筆墨。廬山百態(tài)，遠近不同，蘇軾詩題西林壁；曲徑通幽，萬籟都寂，常建題寺后禪院（《題破山寺后禪院》）；秦女窺人，攀花出墻，于鵠作之《題美人》；梅雪相爭，遜白輸香，盧鉞提筆論雪梅。題物之詩由來久，世間百象染文風。平常之物不足語，且將詩筆入畫中。這些文學家不滿足于僅僅題寫現(xiàn)實之物，便將繪畫也納入詩文的題寫范圍之中。池頭墨痕，清氣流芳，王冕之梅不須夸；筆底明珠，閑拋閑擲，徐渭落魄含無奈；碧水丹山，夕陽永在，沈周題畫驚溪鳥；鳥雀何多，啄食千石，倫文敘感時題《歸巢》。題畫詩在各個朝代都不罕見，可見這種形式為古人所推崇。題文既有詩，何能無詞？

畫詞與歸形意兼?zhèn)?/p>

畫者，見其形而難以度其意；詞者，述其景而不可窺其貌。題畫詞與詞意畫是詞與畫中特殊的類型，二者因為文圖相合，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補足詞與畫在藝術(shù)傳達方面的局限。畫作若非人為更改、時光摧殘而可永固，因此它具有瞬間性的特點，展現(xiàn)的往往是典型的一幕。

詞與畫都以中國藝術(shù)內(nèi)在的抒情形式展現(xiàn)著各自的個性特點和藝術(shù)本質(zhì)。古人對于山川萬物的理解與自身生命情懷的表達，今日我們也可從這詞與畫中體會當時創(chuàng)作者的心境。站在詞畫對等的立場，觀畫賞詞亦如同穿越千年的對話。讀蘇軾題《華山圖》之詞，我們可以理解他心中的悵恨；品周慕橋的《吳文英唐多令詞意圖》，我們可以看到芭蕉葉旁倚欄女子的憂傷。古人與萬事萬物的聯(lián)系，體現(xiàn)在他們對事物的態(tài)度上。高山巍峨，人樂以游之，填詞作畫以記之。山水相伴，二者都是自然界最有分量的事物之一，常引故國之思，也常被古人用以指代祖國。山河無聲，但與人同行。味東坡之感，縱天地樂觀愜意；感易安之情，見人生百態(tài)悲歡；悟稼軒之骨，悵家國壯志難酬。

（原載《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