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延安對話》這部塵封近百年的珍貴史料是美國作者托馬斯·亞瑟·畢森一行在盧溝橋事變前夕，秘密奔赴延安采訪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紅軍領袖的文字記錄和珍貴照片。近百年來，這些筆記和照片僅于1973年由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出版過英文版，本書是這些筆記首次出版中文單行本。畢森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著名的亞洲問題研究專家，擔任過美國政府的東亞政治經濟顧問。曾于1924至1928年間先后在安徽懷遠縣和燕京大學執教。

1937年6月，在斯諾的幫助下，畢森與其美國同行悄悄奔赴延安。在艱辛之旅中，他親眼見證了當年中國社會的動蕩現實與革命圣地的烽火歲月，并將歷經坎坷抵達延安后采訪紅軍領袖們的見聞用鉛筆記錄在兩個筆記本上。除了文字之外，書中還刊登了一些難得一見的照片，有從西安到延安的沿途景象，有延安根據地的日常生活，尤其難得的是捕捉到許多正值盛年的中國共產黨領袖們的英姿。書中這些珍貴的筆記和照片，不僅呈現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容貌風采、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更是從一位西方學者客觀和切實的角度，證明了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初心、中國革命的正義性和取得輝煌成就的歷史必然性。毫無疑問，這是一本極具黨史價值和現實意義的好書，是我黨在延安時期革命實踐和思想理論的重要見證，因其獨特的視角和客觀詳盡的內容，堪稱一部被新發現的《紅星照耀中國》。

《1937，延安對話》的核心內容來自兩本筆記，一本記錄作者他們往返延安過程中的所見所聞，另一本記錄著與共產黨領袖的談話。畢森雖著墨不多，但非常傳神、準確，特別是對領袖們的言談舉止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在其筆下，1937年延安時期我黨領導人各具特色，但都神采奕奕。毛澤東那年43歲，身材瘦削，動作敏捷，渾身上下透著一股青春的活力，顯示出年輕小伙子一般的氣質。他談笑風生、瀟灑自如，種種優點和魅力完美地融為一體，再加上他深邃的思想、審慎的態度，竟讓人感覺到一種高深莫測。留著胡須的周恩來年僅39歲，是個干凈利落、衣冠整潔的人。普通的紅軍軍裝穿在他身上，卻能顯示出卓爾不群的風采。從表面上看去，他像個知識分子，但實際上，他卻也是個老牌共產黨員。在他從事地下工作的那些歲月里，曾多次虎口脫險，與死神擦肩而過。朱德年輕時曾在歐洲留學數年，但他好像絲毫沒有受到歐風的熏染，他的面孔是中國革命運動中一張地地道道的農民的臉龐，他的言談話語通常簡明扼要，直截了當。朱德那種開朗親切的性格總是讓人感到快樂，大家都很想與他成為良師益友。

畢森在真實記錄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理想和奮斗實踐的同時，也為中國乃至世界了解中國共產黨及其為民族復興所作的艱苦卓絕的努力，開拓了視野，解開了謎團。通過閱讀可知，住在貧瘠的窯洞中，溫飽都成問題，但是紅軍體現出的卻是朝氣蓬勃、民族團結、充滿希望的精神狀態。這種延安精神恰恰是在極其艱難困苦的基礎上、在斗爭極其復雜殘酷的環境中產生，它引領了中國的精神方向。此外，本書還非常清晰明了地記述了我們為什么要把人民群眾這種力量作為一個政黨和一個社會最重要的依靠和走向的緣由，并用鮮活生動、確證無誤的事實，回答了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

在重大的歷史變革時期，作者的延安之行，無疑是千載難逢的采訪良機。本書最大的價值是作者對朱德、周恩來、毛澤東的采訪。在親密無間的融洽氛圍中，作者與這些中國革命的曠世奇才開誠布公地交換了意見，他與朱德談論紅軍的軍事力量，向周恩來請教國共統一戰線的進展，與毛澤東縱論中國及世界局勢。畢森所記錄下的在延安那一場又一場談話之中，的確看到了這些人中卓越不凡的領袖氣質和前瞻性、判斷力，其最為突出的特色，便是中國革命領袖們令人震撼的清晰思維和遠見卓識。作為共產黨的領袖之一，毛澤東在判讀形勢的時候會考慮到蘇聯、美國、英國等世界大國，他洞悉了美國為什么要進入中國、為何要支持國民黨的深刻背景。在當時的大背景下，回顧中國共產黨的理念、理想，尤為難能可貴。回眸1937年，共產黨的這些領袖，就能放眼全球而規劃中華民族的未來，真是令人嘆為觀止。

在延安短暫的訪問中，畢森等人習慣了那種無拘無束、親切隨和的氛圍，被中國工農紅軍和共產黨人的精神魅力和堅定信念所折服。他滿懷深情地記錄到:延安有這樣一群人。他們的胸中充滿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個環境里，個人私欲必須向崇高的理念折腰。為了共同的事業，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齊心協力，頑強奮斗，大家分享著這種精神追求所帶來的充實感……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毛澤東會頑強不屈地奮斗著、堅持著，要把這種精神推廣到整個中國。回首往事，同赴延安并曾擔任國民黨高級顧問的歐文·拉鐵摩爾指出，共產黨領袖當時接受采訪所說的，其實都是后來的治國綱領，是黨的核心理念。黨的領導人之所以毫無顧忌地透露出這些信息，是因為他們無比堅定地相信，自己此刻正站立在歷史轉折點的緊要關頭上，并能清晰地描繪出前景和未來。黨史專家陳晉指出:本書真實地記錄下畢森一行在中國人民開始全面抗戰的前夜在延安的所見所聞;真實再現了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在全面抗戰到來前的最后關頭，所做的重要政治宣示;忠實地記錄下黨領導下的陜北蘇區在全面抗戰到來前的那一刻，所實施的各項制度政策以及人民的精神面貌。

作者畢森坦言:“在一個稍縱即逝、千載難逢的良機，得以對延安投去驚鴻一瞥，堪稱幸運。”他們從延安返回之后僅5天，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抗日戰爭開始。之后不久，畢森回到美國。本書的故事大致可以分成3個部分:對中國共產黨領袖人物的采訪;在延安4天4夜里的見聞;在春潮泛濫的日子里跋山涉水、從西安驅車前往延安的艱辛旅程。延安之旅盡管橫生波折、數度耽擱，堪稱舉步維艱，但那些充滿戲劇性的小插曲，依舊值得青史流芳。盡管畢森等人只在延安短暫逗留，但共產黨人在艱苦環境中的精神魅力和堅定信念，卻影響了這位美國學者一生。正是由于奔赴延安的特殊經歷，同時為中國工農紅軍和共產黨人的精神魅力和堅定信念所折服，畢森從一名篤信上帝的傳教士，轉變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抗戰期間，畢森曾公開發表過百余篇水準頗高的論文，因而被視為美國的東亞事務專家中的領軍人物。1938年他的重要著作《日本侵華》出版，在西方人中率先對南京大屠殺殘暴事實進行了無情揭露。由于在美國國內受到各種懷疑和排擠，他于1969年到加拿大滑鐵盧大學任教，并成為這所學校中國文化課程的奠基人。雖然命運多舛，但畢森仍嚴密而謹慎地保護了這些珍貴的筆記。

除去原著部分，《1937，延安對話》在附錄部分還收錄了旅居加拿大的華人作家、本書的譯者李彥撰寫的講述畢森生平的散文《校園里那株美洲蕾》，有助于讀者了解畢森等人的坎坷人生和此次延安之行的后續影響。當年同行的賈菲夫婦得知陜北紅軍缺醫少藥的嚴重狀況后，返回紐約立即攜手成立了“國際援華委員會”并開展籌款募捐。1938年1月初，該委員會派遣了以白求恩大夫為首的美加醫療小組赴華，支援中國人民的抗戰。畢森的岳父威廉姆斯在中國生活了28年，親自創建了金陵大學。畢森的夫人菲絲出生在中國，生長在秦淮河畔。正是出于對中國人民的深切關懷，畢森才踏上了赴華之路。1979年7月6日，這位天分極高卻命運多舛的學者，遠在異國他鄉懷著滿腹未盡的心事離世。掩卷遐思，盡管斯人已逝，但他高大的身影，曾經與當初鮮為人知而今永垂史冊的偉人們擦肩而過，他曾與影響了億萬人民的毛澤東和周恩來促膝傾談，并為后人留下了真實的記錄。我們將會永遠銘記他為中國人民解放所做出的貢獻。 ? (咸寧日報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