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代儒學觀其風貌，可謂氣象萬千；論其精神，則可概之以人文與理性輝映。

既為儒學，宋代儒學自然是遠承孔孟，甚至上溯堯舜，這是宋代儒學的共識。宋儒自我標舉為儒學“再辟”，但考諸學術思想的直接由來，這一因其呈現出新的學術思想與文化形態，從而被今人稱作“新儒學”的宋代儒學，其濫觴實在中唐韓愈啟動的古文運動及其對儒家之道的闡揚，以及啖助新《春秋》學派舍傳求經的新經學。

古文運動、新經學、講學運動雖然路徑不一，但志趣同在儒家之道的重建。只是儒家之道的根本內涵是什么？如何明體？如何達用？如何才能真正以儒家之道來整合世道人心？凡此具體問題，儒家學者們都只能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出發，在各自的社群空間中彼此切磋，嘗試著從儒家的傳世經典與史傳文籍中去獲取智識。因此，宋代儒學自始便以一種“學統四起”的方式，呈現出自身的豐富多樣性。

二

北宋中后期的儒學，漸以王安石的新學、程顥與程頤兄弟的洛學以及蘇洵、蘇軾、蘇轍的蜀學為重。蜀、洛二學系以地理位置命名，新學則是相較于舊學而言來命名。

三家學說各是其是，自洽其說。論其要，新學重在制度，洛學重在道理，蜀學重在權變。制度與道理本為表、里，只是制度重在效益，道理更重原則；雖然效益不可能違背原則，原則亦終要體現于效益。因此，在根本上新學與洛學二者似乎不應有沖突。蜀學因其重權變，“無復實理”，本來與王學、洛學都不至于構成緊張，但二程尤其是程頤，與王安石，為人為學都很較真，而蜀學代表蘇軾“爛漫放逸”，連帶著在為學上彼此不融。

三家學說又與時局深度關聯。隨著政治上的放逐棄用，加之在當時的知識世界中新學被認為是“欲明圣學而雜于禪”，蜀學是“出于縱橫之學而亦雜于禪”，都屬儒學所要排斥的對象，故洛學在南宋便漸成為主流。

三

洛學在兩宋之際的程門傳衍過程中，以道南與湖湘為主，但于學術思想上也是人各其說，莫衷一是。等到宋高宗建炎年間政局穩定以后，在后續的孝宗乾道、淳熙年間，宋代儒學始逐漸步入完型時期。

乾淳時期的儒學完型，大致可以分為相續的前后期。前期是由乾淳諸儒并起，在政治上同進退，在學術上共商討，到逐漸形成以朱熹、張栻、呂祖謙為代表的東南之學。他們一方面通過整理二程的著作繼承與闡揚洛學，對人各其說的思想現狀進行梳理，同時以二程洛學為主，統攝周敦頤、張載，旁及邵雍，對北宋儒學進行正統化的思想建構，代表性的成果是朱熹與呂祖謙合編的《近思錄》，以及朱熹編撰的《伊洛淵源錄》；相對而言，呂祖謙奉宋孝宗之命編輯《皇朝文鑒》，對北宋學術思想的保存別具全面的性質，即所謂“得中原文獻之傳”。另一方面，他們上溯孔孟，使建構中的宋代儒學上承孔孟儒學，努力實現他們的創新性繼承與創造性轉化。后期隨著張栻、呂祖謙的去世，朱熹理學趨于成熟而使得整個宋代儒學得以完型；但朱熹理學并未形成此一時期學術思想的壟斷，因為江西陸九淵心學于此時崛起，加之接續呂祖謙婺學而起的永康陳亮，都對朱熹形成了強勁挑戰，稍后集永嘉事功學大成的葉適，在陳亮逝后，又與朱、陸兩家構成了鼎足而立的思想局面。

朱、陸、葉三家在學術思想交鋒的同時，在政治上基本屬于共同的陣營，與官僚集團形成復雜的對抗，只是他們終其一生在政治上都沒有實現各自的抱負。但他們并沒有因為政治上的不得志而自甘沉淪，而是秉持自己的學術思想理念，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闡揚與踐行儒學。在南宋的后朱熹時代，經過學術化、意識形態化、日常生活化三方面的持續推進，朱子學最終成為主導此后數百年近世中國社會前行的精神主流，成為中國邁向近代乃至現代的學術思想與文化基礎，并傳播與影響到整個東亞，形成以朱子學為主導的東亞儒學文化圈。

四

宋代儒學從興起伊始，即與士人群體的意識覺醒相伴。在晚唐五代政治動蕩，佛教在公私生活都形成了巨大影響的歷史境遇中，宋儒自覺擔當起了時代與社會的責任，以回向堯舜禹三代為理想，上承孔孟之道，直面現實，以復興儒學的方式重建社會的主流意識與社會形態，要為人類社會謀得恒久的安寧與繁榮。兩宋各個時期，以及各個時期的不同學派、不同儒者，無論其學術思想異同，都關注世俗社會的建設，一切以人為中心。概言之，人文性是宋代儒學的根本精神之一。正是在這一根本精神的主導下，宋代儒學發展出了豐富的精神面相；同時，儒學作為文化的核心，參與并促成了宋代文化的繁榮。

與人文性這一根本精神相應，宋代儒學所形成與彰顯的另一根本精神是理性。從學術思想上講，宋代儒學一方面是對漢唐經學的突破，另一方面是對佛道二教的排斥，而后者更滲透在文化習俗中。作為宗教，佛道二教無論在教義上具有怎樣的精思妙想，全部論說的中心也不是世俗人間，而是往生樂土與長生仙境。漢唐經學雖然不具有宗教的信仰特質，與宋代儒學同屬于學術思想范疇，但中古時期的知識觀念是權威尊崇下的認知。因此，作為對漢唐經學之突破與佛道二教之排斥的宋代儒學，無論是在基本知識方法上，還是在希望建構的知識體系上，都必然擯棄虛妄與迷信，建立于理性的基石上。換言之，理性構成了整個宋代儒學的根本精神，宋代儒學以理學為自己的標識既是事實的反映，更是這一根本精神的充分表征。

宋代儒學的理性精神，起于懷疑與批判，轉進為分析與辨析，最終落于經驗世界的踐履。這意味著宋代儒學的理性精神統攝了從認知理性到實踐理性的各種形態，這為宋代儒學不同時期以及各個時期的不同儒者與學派提供了足夠寬闊的理性應用空間，或一環貫徹，或交相疊用，路徑不同，思想各異。宋代儒學之所以呈現出萬千氣象，實與此理性應用空間的足夠寬闊有著不可分離的關系。由于理學成為宋代儒學的主流，理性精神也因此構成整個宋代文化的底色。

可以說，正是宋代儒學理性與人文精神的交相輝映，才造就了宋代文化的極度繁榮。

（原載《光明日報》，作者：何俊，系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