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書者說】

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國有著悠久燦爛的物質文明，技術發達、工藝先進、產品豐富。但是由于古時掌握知識和話語權的文人階層認為技藝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蟲小技，文獻中對技藝、技術的記載微乎其微。體現在出版印刷領域，雖然我們是印刷術和印刷史的故鄉，但留存下來可供研究的材料卻屈指可數，這讓今天的研究者時有捉襟見肘之感。

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當今中國印刷史研究在學科建設、史料發掘、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大有建樹，但限于材料，很多研究只能原地徘徊，部分現有的研究成果也存在進一步討論的空間。更甚者，因為可用材料有限，研究者或有因為對材料的不同解讀而成分裂的陣營。艾俊川《中國印刷史新論》提出研究中國印刷史的“四重證據法”，猶如一聲吶喊。他強調對中國印刷史的研究，要把文獻記載同實物考察、科學檢測和語言學詞義辨析研究結合起來進行綜合判斷，這樣才不會限于“視野盲區”和“語言陷阱”。

用實物細節辨別“活字”與“銅版”

艾俊川在肯定了當今印刷史研究的成績后，指出了印刷史研究和任何學科的研究都存在的情況——未解決的問題和已經在研究討論但結論仍需要進一步補充訂正的問題。在他看來，導致目前印刷史研究不足之處的原因，既有缺少材料的客觀因素，也有研究者“視野盲區”的主觀成分。

艾俊川所指的“視野盲區”，是指對待已有材料，過于依賴文字記載，而忽視實物材料。他認為“印刷史是一門技術史，研究技術和工藝的興廢變革，與單純的文史研究比起來，其研究對象和論證依據更加豐富，既有實物，又有文獻。實物包括印刷工具和印成品，文獻則包括對技術、工藝的說明和一般記載?！彼貏e強調印刷史研究不能缺少實物研究環節，正如他在書中用大量的實物細節來證明“活字”和“銅版”問題一樣。

在“實物考察”環節，艾俊川將古籍的版本和鑒定知識融于印刷史研究，他通過古籍版面上的斷裂線、板框框線的寬窄、平滑度、斷裂痕跡以及文字的字形、筆畫、氣孔、砂眼等方面來做對比研究，以大量的實證信息判斷是雕版還是活字印刷，是銅版、木板，還是銅活字、錫活字，這樣的功夫令人嘆服。

比如在“運用雕痕特征鑒定金屬活字本”一章中，艾俊川從木頭和金屬的物性、木字與金屬字的制作方法以及它們在紙上印痕的不同，來鑒別“銅活字本”。他以《武元衡集》為例來分析說明。

從大處看，《武元衡集》的版面版框圍合嚴密，未出現木活字常見的遇水膨脹進而導致版框四角散開的情況。而且版心魚尾面積縮到最小，與弘治、正德時的大黑口對比強烈。這是為了避免因金屬拒水導致墨色不勻。從細處看，將文字放大，會發現一些活字的筆畫被分成兩段，并且左右或上下錯位。如“古”字，豎畫斷開，左右錯位；“夫”字，長撇和下面橫畫均斷開、錯位；“生”字，一豎斷為三截，連不成直筆……而用木頭雕刻的字，很少看到這種情況，究其原因，這是金屬活字在雕刻時受物性和技術所限產生的瑕疵。同是雕刻，木字在遇到筆畫交叉時，往往刀鋒會通過交叉點，將相對的筆畫刻斷……而雕刻金屬，薄刃的刀無所用力，需要使用刀鑿錘擊鏨刻，刀鑿刃厚，行跡皆為楔形，特別是金屬沒有彈性，無法彌合刻痕，雕刻時必須避免將筆畫刻斷……從這個原理看，上述《武元衡集》中活字的筆畫斷開、錯位現象，符合金屬雕刻的特點。

從艾俊川所做的研究分析，他所說的“視野盲區”，其實更像是專業壁壘，是研究者因知識和視野限于本領域不能博通的緣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跨越視野盲區，培養精專且博通的學者，任重而道遠。

白紙黑字的記載也有很多“語言陷阱”

“語言陷阱”是艾俊川強調的第二個問題。他指出，學者在利用文字材料時，如不能對古人所言所記的真實性和真正含義進行考實，就會落入“語言陷阱”，誤導研究結果。“古今語言雖有延續，語義卻在不斷變化，再加上文言浮夸不實、含義模糊，令人不能準確理解，容易形成誤讀和誤解。這可分為幾種情況：一是某些詞語的含義古今不同，今人失察導致誤讀；二是古人作文喜用典故，或使用習慣語言來形容新生事物，用詞不準確導致誤解；三是語出多歧，對同一事物有不同記載，令人難以抉擇?！?/p>

文獻材料容易導致的語言陷阱到底有多危險，他舉了一個文獻記載中看似明確，實際卻全然相反的情況。

清人林春祺制作銅活字印書，自己屢稱“鐫刊”“刻有楷書銅字”等，從文字上看，其銅字系雕刻而成擁有“鐵證”，實際上他的活字每個字的字形高度一致，是用模具翻鑄的。“鐫”“刻”云云，只是林春祺沿用的當時出版印刷業的習語，并非對技術的實際說明。

艾俊川在“再論‘銅板’一詞同‘監本’”中強調，明清語言中的“銅版”不是代表銅制印版，更不是銅活字版，而是代表“定本”，表示“不可更改”的意思，“銅版”與“監本”是可以互換的兩個詞。他大量引證明清文獻和世界各地圖書館所藏古籍為例，說明在明清時人心目中的“太學”（國子監）所刻書即為“銅版”之書。由此上溯明以前那些與出版有關的“銅版”傳說更是令人存疑。

在厘清明清“銅版”的“語言陷阱”的同時，艾俊川提到另外一個問題——雖然明清書坊將“銅版”與“監本”混為一談，但并不表明那些印上“銅版”二字的書真的就是根據監本翻刻的，或者與國子監有什么關系，相反，很多標榜“監本”的書，與國子監也沒有關系，它們只是書坊浮夸的廣告語。

有“白紙黑字”的記載都難以作為可信任的研究憑據，可見中國印刷史研究中的“語言陷阱”無處不在。所以，要還原歷史真相，必須以實證為橋梁。所幸的是，“中國印刷史研究雖存在工具缺失、文獻記載不足的困難，但也有一個巨大優勢，就是擁有書籍等巨量印刷品。它們是印刷技術的直接產物，其墨痕印跡保存了工具、工藝的各種細節，足以在研究中發揮重要作用。”本書正是這種研究思路指引下的著作。

考證研究歷來是學術研究的基本方法，但讀完艾俊川《中國印刷史新論》，其踐行的“四重證據法”令人震撼——他做研究的證據不僅涵蓋了印刷史文獻，也包括了古籍版本學、語言學、博古考證及印刷工藝技術等幾個專精領域的學問。以筆者之見，艾俊川強調的跨越研究的“視野盲區”和“語言陷阱”，與其說是對印刷史研究的新突破，不如說是對整個學術研究的新思路指向。

20世紀，王國維倡導的歷史研究“二重證據法”已深入人心，在古器物研究中，有學者提倡“三重證據法”，即從文獻記載、目力觀察和科學檢測三方面入手尋找證據。如今艾俊川從印刷史研究的角度提出了“四重證據法”，是學術思想在新時代的進步。在多種方法下得到多重證據架起實證之橋，是學者當有的嚴謹態度和求真精神，只有這樣，才能引導我們跨越“語言陷阱”和“視野盲區”，接近和還原歷史真相。?。ㄏ虒幦請缶C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