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于中華民族千秋偉業,百年恰是風華正茂。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創造了中華民族發展史、人類社會進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跡。回望過往的奮斗路,眺望前方的奮進路,讓我們用“紅色閱讀”,致敬這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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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少人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頒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規定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制度。
但是有多少人知道,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第二年召開“二大”,就通過了婦女運動決議。又有多少人知道,還在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就堅定地主張,土地證、房屋證,應該加上女性的名字。千萬婦女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這一政策,才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名字。
同樣是在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把“洗澡避女人”寫入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反復宣講“反對打罵婦女”的口號,反對家庭暴力。中國共產黨和她創建、領導、指揮的人民軍隊,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尊重女性的力量。
“二大”通過婦女運動決議
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大多經歷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十分關注婦女問題。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視對婦女運動的領導。黨的一大雖然沒有制定婦女運動決議案,但1921年11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關于建立與發展黨、團、工會組織及宣傳工作等》的文件已顯示中國共產黨開始注意婦女工作,文件指出:“關于青年及婦女運動,使各區切實注意。”同年11月,中國共產黨改組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并將其作為共產黨的臨時中央婦女機構,以指導婦女運動的發展。
1922年7月,剛組建一年的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向警予參加,大會通過了中國歷史上首部婦女運動決議,即《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婦女運動的決議》。
這份《決議》明確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婦女得不到解放,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婦女解放才能完全實現,“中國共產黨除努力保護女勞動者的利益而奮斗——如爭得平等工價、制定婦孺勞動法等之外,并應為所有被壓迫的婦女們的利益而奮斗。”此外,《決議》特別談到了婦女組織的建設和宣傳工作的開展,決定盡快成立婦女部,并在機關報“為婦女特辟一欄”。
《決議》通過后,中國共產黨在實踐層面上積極推進婦女運動,開展女工運動,教育和培養婦女干部,加強婦女解放思想的輿論宣傳。192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周報在上海創刊。該報作為中共中央公開發行的第一份刊物,發表一系列有關婦女運動的重要文章,宣傳和領導婦女運動。1922年10月,中國共產黨以上海女界聯合會的名義創辦第一所新型的婦女學校——上海平民女校,李達擔任校長。
1923年,中共三大通過的《婦女運動決議案》首次提出了“女子應有遺產繼承權”。1925年,中共四大進一步提出女子應有財產權與繼承財產權,規定女子與男子具有平等的財產所有權。
在根據地反對家庭暴力
反對家庭暴力歷來是中國共產黨婦女工作和婦女運動的重要內容。早在土地革命時期,中共中央就明確提出“反對虐待婦女”“反對虐待童養媳”。抗戰時期,在陜甘寧邊區、晉察冀邊區等根據地,黨和政府在反對家庭暴力方面進行了諸多實踐,有效保護了婦女人權,推進了婦女解放進程。
1937年《陜甘寧邊區黨委關于婦女群眾組織的新決定》提出,“領導婦女摧毀一切封建束縛,反對打罵,反對虐待(婦女)”,反家暴被納入邊區黨委工作議程。在中央婦委和邊區黨委的領導下,各邊區婦聯、婦救會等婦女組織都將反對家庭暴力作為重要的工作內容。1938年3月,陜甘寧邊區婦聯主任史秀蕓在《邊區婦女第一次代表大會討論總結》中強調,邊區婦聯今后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反對打罵婦女”。1940年12月,陜甘寧邊區婦聯第二次擴大執委會再次強調“堅決反對打罵和虐待(婦女)行為”,并且要求“以家庭團結為主,同時注意保護婦女的利益,建立合理的翁姑婆媳夫婦妯娌間的新關系。”
將反對家庭暴力內容納入到婚姻條例中。《陜甘寧邊區婚姻條例》(1939年)、《晉察冀邊區婚姻條例》(1941年)、《晉冀魯豫婚姻暫行條例》(1942年)等都確立了一夫一妻制原則,禁止包辦強迫及買賣婚姻,強調結婚自愿原則,禁止童養媳。《陜甘寧邊區婚姻條例》(1939年)特別指出,受虐待可以作為離婚上訴的理由。如婦女遭受暴力虐待,希望擺脫婚姻困境,可以提出離婚,且離婚政策向女方傾斜。這些條例的有關規定,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傳統的婚姻觀念和婚姻模式,遏制了童養媳等弱勢婦女群體遭受家暴情況的發生。
土地證上要有女性名字
1928年,我黨制定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岡山土地法》規定,“以人口為標準,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奠定了保障婦女平等享有土地權益的基本法律原則。從《井岡山土地法》到《興國土地法》到《中華蘇維埃土地法》《中國土地法大綱》《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等一系列土地法令,都遵循了這一原則。
保障離婚婦女的土地權益,也是黨在制定婚姻法時考慮的重要內容。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規定,離婚后,男女各得田地、財產債務各自處理。1934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則更加明確規定,離婚女子如果移居到別的鄉村,可參與新居鄉村土地的分配,如果新居鄉村已沒土地可分,女子仍須保留原有土地,其處置辦法或出租或出賣或與別人交換,由女子自己決定;離婚后未再婚婦女如果缺乏勞動能力或沒有固定職業,不能維持生活,男子應幫助其耕種土地或維持其生活。這些規定,為維護離婚婦女的土地權益和基本生活提供了法律保障。
“口說無憑”,婦女的土地權益要落實到土地證上。
1933年,中央蘇維埃政府通過決議,要求在各戶土地證上寫上婦女名字,保證她們擁有獨立的土地所有權。解放區在頒發土地證過程中,中央特別強調:“在以家庭為單位發土地證件時,須在土地證上注明男女均有同等的土地權。全家成員有民主處理財產之權,必要時,還可單獨另發土地證給婦女。”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土改中,許多地方都要求在發土地證時寫明男女家長與男幾口女幾口,如果婦女愿意單獨立約,應該發給單獨土地證。很多婦女原本沒有名字,因為土地證上要寫姓名,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
1949年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婦女土地所有權問題的指示》,強調解決婦女土地所有權的首要原則是在法律上和實際上都承認婦女與男性農民有同等權利,并保障其所有權,“任何人、任何地區不能對此有所修改或動搖其執行”。
從“半條被子”到“中國的南丁格爾”
人民軍隊從誕生的那天起,就有了女兵。據記載,有30位女戰士參加了南昌起義,她們主要來自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生隊。
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瓊崖根據地有“女子軍”,紅四方面軍有婦女獨立師。在長征路上,有幾千名紅色女兵留下足跡,她們浴血奮戰、發動群眾、征糧籌款。1934年11月,在湖南汝城縣沙洲村,3名女紅軍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臨走時,把自己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給老人留下了。老人說,什么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自己有一條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人。“半條被子”的故事被寫入黨史,激勵一代代共產黨人。
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新四軍都有女兵、女戰斗英雄;在東北抗聯,不但有趙一曼,還出現了“八女投江”的英雄壯舉。這8位彈盡糧絕、寧死不屈的女戰士,她們的名字留在了《中國婦女運動史話》之中:冷云、胡秀芝、楊貴珍、郭桂琴、黃桂清、王惠民、李鳳善、安福順。
解放戰爭年代的全軍女英模也不少。其中,有被稱為“中國的南丁格爾”的醫療隊長李蘭丁,在天上有敵機、身后有追兵、大雨傾盆水深及膝的情況下,她率領醫療隊成功轉移500名傷員到安全地帶;在孟良崮戰役中,她帶隊4個晝夜轉運傷員4000多名,立下大功。
正如斯諾夫人、美國女記者海倫·福斯特所寫的那樣:“中國共產主義運動非常尊重婦女的價值,這不是出于憐愛,而是她們經過長期的艱苦斗爭,在紅星照耀之下贏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
(李煦)
編輯:但堂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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