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汝捷

與李城外先生相識于20世紀90年代，之后多年我一直是他筆下一系列“向陽湖文化人采風”的熱心讀者，直到幾年前有了微信，才知他還是一位多產的詩人。那時，他有了新作常會發來讓我先睹為快。現在他的《向陽軒詩稿》(中華書局2020年版)行將付梓，作為讀者，高興之余，借此機會談談我的一點感受。

詩集中多數詩篇系由作者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遭遇所觸發，用詩詞術語說，似可歸為“即事”、“即興”類。譬如一次訪問或迎送、一次會議或講座、一次游歷或參觀，均可入詩;又如一條喜訊、一則訃聞、一個笑話、一場賽事、一本圖書，也都可引發詩興。對于詩人而言，這是非常可貴的特質，說明其人形象思維活躍，對現實生活懷有熱情，且樂于評價，善于抒發。不妨一提的是，作者詩稿采用編年體，共分六編:1993年至2009年為一編，2010年至2015年為一編，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各占一編。這個數字，顯示出他的創作生機沒有隨著青年時代的流逝而減弱，相反，竟有日益旺盛的氣象!記得譚嗣同有兩句詩:“遠略未因愁病減，角聲吹徹滿林霜。”(《覽武漢形勢》)而翻閱城外的編年詩，聯系他的獨特事功，可謂“詩夢未因年齒減，含情頻詠向陽湖”。

他的“即事”、“即興”大都與文化相關聯，其中又以向陽湖文化為最突出。向陽湖位于湖北咸寧郊外，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文化部在此創辦“五七”干校，包括作家、藝術家、出版家、翻譯家、編輯、文博專家等在內的數千文化界人士及家屬下放該地，經受了政治運動與艱苦勞動的磨煉。這種場景，在歷史上從未曾見。城外敏銳地意識到將這批人士的所經所歷、所思所想記錄下來，對于留存干校信史、研究干校文化、探討文化人在一個特殊時期的心路歷程具有深遠意義。于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他花費無數時間精力，利用各種機會，采訪許多曾在向陽湖勞動鍛煉的人士，搜集、查閱大量涉及干校的文獻資料，出版了幾種有關向陽湖文化的選集和叢書。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向陽湖文化名人舊址已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他又把視野擴展到其他干校，從而成為公認的研究我國"五七"干校第一人。他的許多詩篇正是在上述勤奮勞作的過程中觸發靈感，一揮而就。如果說，他的散文是對那個特殊時期文化人生活與思想的忠實記錄，那么，他的詩正是記錄之際情感的激發與傾訴。

除向陽湖之外，詩集中還有諸多其他題材的作品。城外在咸寧市直多個單位擔任過主職，從我這局外人眼中看去，但覺他每任一職，都做得有聲有色，而他的“即事”、“即興”也可視為種種聲色的“有詩為證”。

城外的詩稿以七絕居多，也有若干五絕、五律、七律和詞。就風格而言，大都明白如話，而又不乏意趣。因為明白如話，所以老幼咸宜。因為不乏意趣，所以在知情者讀來尤能引發共鳴與聯想。如前所述，作者采訪過許多文化界人士，并因此增進認識，結下情誼。翻開詩集，胡繩、錢鐘書、曹禺、冰心、臧克家、蕭乾、沈從文、張光年、周巍峙、王蒙……等一串大家耳熟能詳的名字立刻呈現在眼前。而在短短幾行詩中，作者常能以類似速寫的筆法將對象的言談舉止或某種成就某一特征刻畫出來。譬如，高莽先生既是翻譯家，又擅長人物素描，曾信手為城外畫像。而城外在悼念詩中，寥寥四句就把崇敬與傷逝之情精煉地表達出來:“秋高人不爽，又走一高人。俄譯生花筆，素描晚輩珍。”又如，郝孚逸先生是我的老師，半個多世紀前我就讀復旦中文系時聽過他的馬列文論課，當時就對他的理論修養和高度近視留有印象。后來他調往文化部，又下放咸寧干校，最終任職湖北省社科聯。而城外在緬懷郝先生的五律中有“遠謀勤論辯，近視善鉆研”一聯，也十分準確而傳神地寫出了其人的專長與外貌特征。此類例子甚多，不暇枚舉了。

作者懂得詩律，而于入聲不夠熟悉。以前我通過微信曾不止一次指出其將入聲字讀為平聲之誤，而他也改得極快。目前詩稿中似乎仍有此類問題。據說，現在不少人寫詩都以普通話的四聲取代傳統的平上去入。我習慣于舊的平仄規定，但也不反對他人的新嘗試。文學的生命決定于它對創造主體和接受主體的適應力。迄今為止流傳眾口的絕妙詩詞都是依傳統詩律寫出的，將來會否出現一批按普通話四聲創作的詩詞佳作呢?只能由時間去作出回答了。

(作者系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員、省文史研究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