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史料表明，清代乾隆以降，歷任湖廣總督、湖北巡撫都把“通山茶”作為貢品進獻宮廷。現將相關史料作一簡單梳理，供有興趣者參考。

民國學人章乃煒在《清宮述聞續編》“茶庫”目下記載：“乾隆時，各省例進方物，茶葉一類……湖廣總督進磚茶五箱……湖北巡撫進通山茶五箱。”《清宮述聞》是一部反映清代帝后起居、典章制度、清宮機構及宮廷園囿的書。20世紀30年代初，章乃煒供職于故宮古物館，不久轉入文獻館，潛心研究明清檔案，輯成此書。該書的最大特點，就是以清宮中所藏第一手檔案原件，不加損益而實錄，又以故宮秘籍為之佐證。書中注明，這一則關于清代貢茶的史料，引自乾隆九年（1744）六月《總管內務府奏銷檔》，這是目前發現的關于“通山茶”入貢的最早文獻。

清代官員吳振棫的《養吉齋叢錄》，是一部專記清代掌故的筆記。該書卷二十四載：“任土作貢，古制也。各直省每年有三貢者，有二貢者，其物亦屢有改易裁減。今就所見近日例進者，匯錄于后：……兩湖督端陽進：通城葛二箱，百合粉二箱，通山茶一箱，安化茶一箱，鄖耳一箱，香蕈一箱，筍尖一箱，蘄艾一箱，磚茶一箱。”吳振棫是嘉慶十九年（1814）進士，曾任云南巡撫、四川總督、云貴總督等要職，卒于同治十年（1871）。此書晚年成稿，所記茶事約在咸豐、同治間。據此可知，“通山茶”為當時湖廣總督之端午節貢品。在他的記錄中，湖廣貢茶增加了新興的安化茶。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萬秀鋒等所著《清代貢茶研究》一書，引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宮中進單》的記載：“同治十二年（1871）十一月二十日，湖北巡撫郭柏蔭（遠堂）進通山茶三箱。”光緒間地方進貢宮廷茶葉28種名目，通山茶仍為其中一種。《北京志·商業卷·飲食服務志》引《宮中進單》：光緒三十二年(1906)“五月初一日，湖廣總督張之洞進通山茶一箱，安化茶一箱，磚茶一箱。”從上述時間來看，“通山茶”不僅是端陽貢品，也是年貢貢品。

作為貢品的“通山茶”，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茶葉？《清代貢茶研究》一書，據故宮博物院現存茶葉文物描述道：“從現存的實物來看，通山茶與其他類的黃茶非常相似，葉芽短小，卷曲均勻，成條索環狀。其外包裝上有黃色封簽，說明是專門為進貢而制作的茶品。”書中描述了“通山茶”的外形，并附有帶包裝圖片，顯示錫盒包裝，外貼黃色剪紙圖案的封簽。但該書同時又說：“在各類文獻記載中，都沒有通山茶相關的記載，查清代湖北的貢茶品類，并結合實際的文物來看，通山茶很可能就是產自遠安縣的黃茶。”這當然是毫無依據的臆測。

清代湖北的貢茶，自乾隆以來，一直記錄為“通山茶”和“磚茶”。遠安縣的鹿苑茶直至晚清才開始有名，并無入貢的記載。遠安黃茶以“鹿苑茶”為代表。同治《遠安縣志》：“遠安茶以鹿苑為絕品，每年所采不足一斤，反不如鳳山之著名。然鳳山亦無茶，外間所賣，皆出董家畈、馬家畈等處，以其近鳳山，故曰鳳山茶。”湖廣督、撫如果在遠安采選貢品，當然會選最好的鹿苑茶，但鹿苑茶“每年所采不足一斤”，不能湊足一箱、二箱之數，也不會以“通山茶”命名。相反，清代官修的康熙《湖廣通志》記載：“茶出通山縣者上，崇陽、蒲圻次之。”這反映了清初通山茶葉的質量和知名度，也為后來官方采集貢品指明了路徑。同治《通山縣志》卷二“山川”：“三界尖……昔產云霧茶入貢，后免，茶亦不生。”卷二“風俗”：“三月……谷雨前采茶，細如雀舌，曰雨前茶，又曰白毛茶。”這個“細如雀舌”的描述，與《清代貢茶研究》所說的“葉芽短小”相符。所以，早期的“通山茶”可能采自三界尖，后期則可能采自通山縣城附近的高山，也就是類似于縣志所稱“白毛茶”的一種優質茶葉。“通山茶”與黃茶成品外形相似，但并不是黃茶。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清代作為貢茶的“通山茶”，無疑是產自湖北通山縣的優質茶葉成品。不僅如此，它還是一個歷史形成的品牌，這個品牌就叫“通山茶”，因為歷任湖廣督、撫的貢單上就是這樣寫的。遺憾的是，其中故事當時民間并不知曉，至今也不為業界和社會所知。清代的貢茶，如今大都成為國內名茶，而“通山茶”這一品牌卻沒有得到利用，這是很可惜的。筆者撰此短文，也是希望有關方面重視歷史文化資源的挖掘，并以故宮文物和文獻為依據，重新打造“通山茶”這一品牌，使之對經濟和民生有所貢獻。

（王親賢）